科技创新靠教育，提高民族素质靠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靠教育。这些都是教育肩负的使命。高等教育与这些职能有着最紧密、最直接的联系。然而，时下的高等教育并未完全以这些责任为目标，相反，却日渐沦为职业训练。大学以怎样的理念来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不仅关系学校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人才培养的模式和质量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一般社会产品主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类。
　　首先，高等教育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不能说一个人消费了高等教育，其他人就不能同时消费，消费高等教育所获得的收益也不只是属于受教育者个人。
　　其次，高等教育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高等教育的供给是有限的，一些人被高等院校录取，交了学费并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就意味着另一些人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因此具有消费的竞争性。但同时它又具有利益的外溢性。[1]一方面，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使全社会受益。而且教育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改造，对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利益是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受到教育的公民也直接受益，如收入的提高和职位的晋升等，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
　　因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兼具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征，属于融合产品的范畴。
　　第一，高等教育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大学为学生积累专业性人力资本（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确保人力资本保值和增值。个人及其家庭把资源投入于教育，是因为有着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将来能得到较高收入的预期。个人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相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更具有直接性。这种收益主要体现在预期收入的增加、流动和晋升机会的增加以及享受精神产品的能力的提高等。
　　第二，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这已为学者们所证明。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很多学者却认为它具有更多的私人产品特征。然而，个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自身受益，同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得益于知识创新的推动作用，高等教育则为知识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大学里的科研机构本身就是提供新知识的阵地，同时，高等教育培养出能进行知识创新的人才，他们提供的新发明、新技术虽然暂时会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属于私人产品，但是若干年以后（如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作者死后50年，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20年），除了合同约定当事人有长期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仍然属于私人产品外，很多发明和专利都已经为全人类共享，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本身对邻居、同事、社会都有益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以上两点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兼具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征，属于融合产品。抽掉其中私人产品要素，高等教育就成为了纯粹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公益事业。舍其私人性，无疑是一个“乌托邦”。因为人都是理性的，都会对成本―收益进行理性的计算。而抽掉其中公共产品要素，高等教育就成了为个人谋利的重要途径，而日益功利化。事实上，高等教育中私人产品要素和公共产品要素二者并不能截然分离。接受高等教育能使个人获得收益，个人收入的提高能促进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能促进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因此，社会也通过个人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社会收益，而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很难区分出明确的界限。
　　
　　二、高等教育的现状
　　
　　虽然高等教育具有融合产品的特征，但从高等教育的现状看，高等教育的私人产品要素得到了强化，大学日益“沦落”为职业训练场，人才市场的需求成了高等教育的“指挥棒”，而通过教育使全社会受益的目标却由于教育目标的功利化而被忽略。
　　1.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1）上大学的目的
　　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大学文凭，因为这是将来提高社会地位和收入，找个好工作的重要保证。据加州大学（UCLA）对一年级大学的调查显示，在上大学的众多目的中，“挣更多的钱”这个目的的重要性不断加强，1971年认为此目的非常重要的学生占45%，1982年上升到68%，此后不断上升至70%以上[2]。一些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职业目标，他们上大学就是为了以后能成为医生、教师或工程师。因此，在他们看来，学习专业技能对于将来就业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大学就如同一个培训专业技能的场所，与人文精神、社会价值等无关。
　　（2）学科的选择
　　在美国，如今只有13%的学生主攻人文科学，7%的学生选择自然科学，15%的学生选择社会科学。这也许反映出在学生们看来，这些培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人格的学科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不相关。多数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更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专业，如商业、会计和工程等[3]。在我国，1996年，理、工、医、财经在校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总数的74%，文科仅占12%。在校学生数最多的一直是工学，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1~2003年，工学的在校学生数在所有学科在校学生总数中一直占35%左右，其次是管理学，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学，前三位的总和已经占据了总数的60%左右，而哲学、历史学和农学等因其应用性相对较弱，和生活与就业中的实际应用联系较少，学习这些学科的学生在所有学科在校学生总人数中的比例不足5%（《中国教育年鉴》2001~2003年数据）。究其原因，同样是因为选择工学更能学到专业的技能和理论知识，在应聘时能凭借这“一技之长”取得一点优势。而文学（包括外语）也因其应用的广泛而备受青睐。相反，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由于其知识的“隐性”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看出其价值，因此这些学科的学生寥寥可数。
　　2.从学校的角度来看
　　对于目前的许多大学来说，学校提供教育服务是为了给学校自身带来利益，或是仅仅追求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适应，教育似乎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建设上盲目“追随”热门专业
　　在学科建设上，许多大学无视学科发展出现的偏差，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备受忽视，基础学科的经费投入过于薄弱，学科结构比例严重失调。“职业至上”在大学校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应用学科成为了学校与个人关注的焦点，但长线专业受到轻视，人文学科、人文教育极端薄弱。在专业设置上，一些学校竞相开设一些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热门专业，而不管其师资力量与专业水平是否能跟上专业的数量性增长。
　　此外，某些政策导向也有失偏颇。在2003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地方和高校要把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确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的重要依据[4]。以就业率来确定专业招生规模，有利于促进高校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学校的专业结构和专业人数。但另一方面，以就业率来衡量专业和学校的办学质量这一指标本身值得商榷。这容易使学校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在专业设置上更注重一些短线专业的发展，造成“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忽略了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的培养，而只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形同职业教育，造成功利化的倾向。
　　（2）培养目标上忽视学生全面发展
　　许多大学人文情怀、公德意识减退，社会责任淡漠，利益观念越来越向个人倾斜，实用和功利的互惠色彩明显增浓。这种功利性行为也影响到了大学的培养目标。如果高等教育只重视了学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这样的教育事实上也只是为了使学生将来更好地就业，而没有考虑培养作为一个“人”的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品性，也没有考虑高等教育的职能还在于通过培养每一个个体的“人”来带动整个民族素质和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5]

　　之所以说高等教育不是职业训练，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要素，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自己和父母有利，而且有利于社会。如果高等教育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它作为公共产品的这部分要素实际是被忽略了，它培养大众心智、净化民族情趣的社会职能被淡化了。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训练职能必然导致大学教育的实用化和功利化，人们能从教育这一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中获得的利益便随之减少了。
　　
　　三、高等教育本质的回归
　　
　　1.明确高等教育使命
　　高等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基本文化修养，重建价值观；教化社会，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1）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科研能力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使命之一。科学研究是一项具有外部性的活动，萨缪尔森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新思想或新贡献也是公共产品。大学就是产生新知识的重要机构。因此，高等教育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主要的应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唯有这样的高等教育，才能跳出职业训练的窠臼。
　　（2）提高文化修养，重建价值观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提到，大学要把普通人培养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即人的精神思想。培养文化修养，就“应该向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6]
　　现代的大学教育，出现了技术教育排斥、压制价值教育的现象，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池田大作和汤因比认为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由于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为知识和技术的奴隶[7]。这种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的失位要求高等教育必须重视价值观的重建，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完善人格的塑造，由外在的技术追求转向内在的价值追求，从而使人性得以提升。
　　（3）教化社会
　　教化社会是个人价值观构建的扩展和延伸。《学记》一开篇就强调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对于社会的功用在于通过文化创造、文化批判与传播来引导社会文化进步。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的说法[8]。在大学日渐沦为职业训练场所的今天，重视大学教育对社会的教化作用更具有重要意义。它能使大学正视其社会文化组织的角色，明确其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和科学文化发展，重拾大学的真精神。
　　2.确立大学培养目标
　　教育的使命逐渐演变成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对培养目标能起到导向性作用。当高等教育的使命成为了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就不能仅是和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而是要使学生作为一个“人”得以全面发展，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的结合。
　　3.深化大学通识教育
　　亚当・斯密和弗莱德曼表达了古典经济学对公共收益的观点：教育能带来更稳定、更民主的社会。弗莱德曼更直接提到了“公民的通识教育”，指出教育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9]。由此可见，公民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而通识教育则是培养公民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识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使他具备作为个体的人、社会成员和公民多种身份所需的能力和素质，为学生一生承担的多种社会角色提供相应知识的授予和能力的培养，以满足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感发展的多种需要。
　　
　　四、结语
　　
　　虽然接受高等教育是大学生作为“经济人”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之后作出的选择，但是，如果高等教育仅仅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而获得体面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的途径，视其为职业训练，大学教育就会趋于功利化，大学的真精神、大学为提高民族素质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都会日渐被职业化训练所代替，从而陷入仅仅培养适应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的囹圄。须将高等教育界定为“融合产品”，重视其中的公共产品要素，真正体现高等教育的公共性，从而实现教化社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使其摆脱时下日渐沦为“职业训练场”的尴尬境地。 [10]
　　
　　参考文献：
　　[1] 张学敏.义务教育的融合产品属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2][9] [美]David Stern著；陈小红编译.从经济学角度重新审视美国教育的公共性[J].教育与经济，2006（2）.
　　[3][5]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译.21世纪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5，61.
　　[4]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省略/article/20060324/3180756.shtml，2006-03-24.
　　[6]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徐小洲，陈军译.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4.
　　[7][8] 张应强.现代化、价值教育与大学使命[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5）.
　　[10] 杨志坚.中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